鸡娃成年了,他们过得怎么样?人生画卷如何展开?

  “鸡娃”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身心有哪些特点? 人生画卷如何展开?

  鸡娃成年了,他们过得怎么样?

  青春派面孔

  从去年教育部出手整治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,到今年新东方董老师直播带货火遍网络,教培机构的沉浮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。

  然而,事情还有另一面。资本助推教培崛起十几年,中国第一代被教培培养出的“鸡娃”们,现在成年了。

  这些出生在世纪之交的年轻人,完整地经过教培机构的“填鸭式”教育,完整地在课外培训“军备竞赛”的氛围中成长。现在,他们的人生画卷将如何展开?他们的身心又有哪些特点?就此,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四个“鸡娃”成人的故事。

  鸡娃代表1:被“鸡”太多年 已不能接受空闲下来

  鸡娃档案:

  姓名:朱迪

  性别:女

  职业/学业状态:知名大学在读研究生

  被“鸡”时间:15年

  “鸡娃”总花销:二十五六万

  “鸡娃?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,反正我从小就没有寒暑假和周末,一直到现在研究生快毕业了,没课的时候就会特别慌。”朱迪说,从这点来看,自己可能是被“打鸡血”了,而且“鸡血”的药效持续至今。

  朱迪被打的第一针“鸡血”是在三岁。父母给话还没说利落的她报了少儿英语课外班,一年学费将近1万元。这个钱在多年前的河南驻马店,算得上是“舍得”。

  四岁开始,舞蹈班、绘画班、书法班、古筝班,便占据了朱迪幼儿园以外的时间。小学入学后,朱迪开始有了“被鸡”的感觉,因为分数这个“卡尺”出现在了她的人生中。

  三年级,母亲拉着朱迪去学了奥数,原因是她的数学成绩不如其他科成绩优秀——不能每次都拿100分。奥数班从三年级一直上到了初中。之后,母亲意识到数学不好还会影响物理、化学,于是在初一的暑假朱迪被送到了物理补习班。

  直到高中文理分班后,朱迪才正式摆脱了对于自己如同“噩梦”一般的数理化,但高考的压力又接踵而来。临近高三,朱迪的父母从报纸上看到,有郑州的老师在文综备考方面有专长,随即带着她乘坐火车开始了往返于驻马店和郑州上辅导班的常态。

  “我父母平时很省吃俭用,但在我上学上课这方面特别舍得花钱。我大约回忆了一下,十几年下来花了得有二十五六万,这在多年前的驻马店都能买套房了。”朱迪说。

  从3岁到18岁,“被鸡”15年,有什么收获吗?朱迪觉得,凭良心讲有是肯定有的,但要理性看待这些收获的意义。

  “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敢开心。”朱迪说,“我到现在还记得,小学时,同学来家玩,翻看我的漫画书,我妈就说‘人家在看书,你却在玩’。”

  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朱迪的人生。以至于她即将名校研究生毕业,仍有很大危机感,“我觉得自己一旦闲下来,就会被别人比过去”。

  朱迪有时候会想,自己“被鸡”的这一路,算得上成功吗?从学校的标准来看,她是学校里的明星,是学霸,从河南驻马店到北京知名学府的研究生,她无疑是成功的。但走出学校以后呢?毕竟人生那么长久,学校不是终点。

  离毕业还有一年,朱迪却对走入职场完全没有信心。

  这并不是她的能力有问题,但她自己心里有一道过不去的坎——学校里有分数衡量优劣,在职场用什么来衡量?我不是最优秀的了该怎么办?

  朱迪现在还在犹豫是否继续读博。也许她更需要时间与自己和解。

  鸡娃代表2:父亲生意受挫 但补习班没停过

  鸡娃档案:

  姓名:他塔拉

  性别:女

  职业/学业状态:视频博主/哈佛大学硕士在读研究生

  被“鸡”时间:15年

  “鸡娃”总花销:约60万元

  “我清楚地记得,自打上幼儿园,补习班就正式‘介入’了我的人生。在接下来的小学和初高中,补习班似乎总在‘见缝插针’,我的课余时间被塞得满满当当。”

  今年3月5日,他塔拉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哈佛大学录取查询“开箱”视频。眼睛紧盯着飘丝带特效的屏幕,她轻声说出两次“Oh my god”。

  1998年出生的他塔拉回想起往昔的学习历程,清楚地记得,补习班似乎总在“见缝插针”,把她的课余时间塞得满满当当。

  有网友调侃,“孩子四岁,1500 左右的词汇量,在美国够用了,在海淀不够”。

  同为“海淀鸡娃”的他塔拉坦言,“当你一直是第一名,突然有人超过你,你妈肯定会非常敏感。”

  他塔拉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,六年级时,有一个曾经成绩不如她的同学,在某一次考试中作文成绩突然超过了她,“那次开家长会,对方家长拿着孩子成绩单向我妈‘炫耀’,我妈被气坏了,当时就想给我也报一个一样的作文班。”

  从初中开始,他塔拉报的补习班全部变成1对1教学。

  她记得,曾经报过的一个培训学校一年的费用在10万左右。小升初那段时间,爸爸生意受挫,家里房子都换小了,但她的课外班从未停过。

  “你看那个谁谁上了什么班,你要不也上上?”每次给他塔拉报班时,妈妈总会这样问。最后,用他塔拉的话来说,“大多数能塞下我的班好像都上了。”

  那么,上课外辅导班是否真的对学习有帮助呢?

  他塔拉给出了这样的答案:“是一个paradox(悖论),我不知道,如果我不上,成绩会不会下降?”而这也恰恰是他塔拉父母的焦虑,“他们不是为了让你成绩提高,而是为了让你不被别人落下。”

  密集的补课日程给他塔拉带来了一些或好或坏的影响。好处是她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都比别人快一点。“但现在想来,这也会让我长期处于焦虑和竞争的状态。一旦落于人后,或者与他人平齐,我就会很紧张。”他塔拉说。

  此外,被“鸡”的娃的心理状况更加难以忽视。他塔拉表示,她会因童年缺失的家庭陪伴和情感关怀而感到遗憾。

  父母长期像老板一样布置任务,让她在遇到问题时不再倾向于跟父母交流,“这也导致我长大后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更依赖自己而不是别人。而其实,我清楚,人需要很多外部的情感支持。”

  当北青报记者问他塔拉,如果能按自己的意志再做一次选择,是否还会做“海淀鸡娃”?她的答案是:会!“某种意义上,我是鸡娃的受益者。”他塔拉承认,“鸡娃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上进和反思的能力,我是我家的第一代大学生。虽然不健康的鸡娃可能会对幼儿时期造成不可逆的影响,但也正是鸡娃让我意识到它的力量,我日后会以最大的努力去弥补。”

  他塔拉曾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(大一退学)、澳洲悉尼大学(本科)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(交换生)、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(硕士)。再过一个多月,她将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她的第二个硕士。

  未来,她希望从事教育行业,帮助更多孩子在应试之外获得人格上的全面发展。

  鸡娃代表3:出国是“被鸡”到绝境后的一场逃离

  鸡娃档案:

  姓名:冯书琦

  性别:女

  职业/学业状态:多伦多大学、舒立克商学院本科和硕士学位,即将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

  被“鸡”时间:9年(6-15岁)

  “鸡娃”总花销:约20万元

  冯书琦2000年出生于天津,在加拿大完成高中学业,后分别在多伦多大学、舒立克商学院取得本科和硕士学位。

  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,她将其形容为“从小被鸡”,直到出国。

  在历次考试中,即使取得95分她也不敢把试卷拿回家。因为丢掉5分的原因是粗心,姥姥会打她左手手心。

  15岁前,冯书琦一直面临着高压环境。姥姥是大学教授,对家庭成员如对学生般严格。“被姥姥鸡出来”的妈妈是金融行业高管,虽不如姥姥严格,但也提供了一种无形压力。

  她以一种近乎“分裂”的方式生活着,进出校门的瞬间就意味着在“活泼开朗”与“沉默刻苦”两个不同人格间转换。

  中考结束后,冯书琦爆发了。在某次讨论到中考成绩时,她和母亲起了争执。那大约是她第一次反驳家人。母亲扇了她一个耳光,“你不尊重姥姥!”

  高一,冯书琦态度强硬地告诉父母,“我想出国”。这是她“被鸡”到绝境后的一场逃离。

  出国后的冯书琦在亲友眼中仿佛“换了一个人”,独立、自信、阳光,喜欢表达、乐于分享。“他们都以为是出国改变了我,但其实我本来就是这样。”

  受这段经历影响,学商科的冯书琦始终对教育行业保持兴趣。在国内外,她多次帮助大中小学生补习,并希望采用因材施教的方式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。

  冯书琦说,在外人眼中,或许她和母亲是“鸡娃”的成功案例,高学历、好工作。但她认为这些都不能被称为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,一个人性格的养成、为人处世的态度才至关重要。

  冯书琦说:“我经历过不同的教育模式,所以希望向家长们传达不要过度鸡娃的观念。现在的家长们也都在进步,他们可以接受孩子没有那么优秀,大家都是一个平凡的人。”

  2020年疫情,冯书琦回到国内,这是成年后她第一次和父母有长时间的相处和沟通。

  如今母女俩逐渐成了朋友,一起看电影、吃饭、打卡网红店。“在我成长的过程中,妈妈也一点点学着跟我的方式契合。现在我们可以求同存异、互相理解,有矛盾的时候各退一步。”

  鸡娃代表4:接触过至少10个品牌机构 坐教室里算起经济账

  鸡娃档案:

  姓名:邱琳

  性别:女

  职业/学业状态:武汉大学在读

  被“鸡”时间:15年(3-18岁)

  “鸡娃”总花销:约50万元

  邱琳2001年出生于南方一线城市,现就读于武汉大学。

  三岁那年,邱琳开始学习钢琴。在父母口中,是她指着钢琴说“有兴趣”,而她对此毫无印象。她记忆最深的是,几乎每晚练琴都会哭,然后会受到来自妈妈的“物理教育”。

  邱琳记得,从那时起,兴趣班、辅导班迅速“填满”了她的童年及学生时代。

  为了上培训班,暑假时,父母会把邱琳送到舅舅家,因为那是全市培训班最集中的地方,她每天和大两岁的表哥一起去上培训班。

  小学最后三年,邱琳的培训班生涯达到强度高峰:课外班完全被学业辅导占据,兴趣班全部暂停。

  在15年的培训班生涯中,邱琳接触过至少10个品牌机构。据邱琳估算,父母为她上培训班花费的金额超过50万元。

  正是某次在培训班看到课程报价单时,她坐在教室里算起了经济账,“我当时想着,如果我开小差,一分钟就少一块钱,这一块钱能买多少小零食啊。我就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开小差。”

  后来,正是出于对自己“开小差浪费钱”的担忧,邱琳没有选择出国上大学。父母都是公务员,生活水平不算高,“我觉得我赚不回这么多钱,这是一场‘失败的投资’,我们都认为情绪价值高于经济价值。”

  或许是对“情绪价值”的重视,让邱琳成为她口中“鸡娃的异类”。

  邱琳意识到,培训班剥夺了她大量的时间,她一度觉得自己是个“单调的人”,“眼光狭隘”,被“唯成绩论”影响太深。

  但另一方面,她发现自己天性比较懒散,培训班经历培养了她的学习习惯和竞争习惯,让她保持一种向上的势头。

  因为目睹了同龄人没有自主意志,邱琳鼓励自己不要变成和别人一样,培养出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。“如果我有孩子,我希望他/她不用那么辛苦,不用在一次次考试的挫败中锻炼出钢铁般的意志,但我希望他/她和我一样拥有向上的精神、独立思考的能力。”

  (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)

  本版文/本报记者 陈静 张子渊 王婧懿

  统筹/张彬 制图/翟长锋